政治史研究直接面對著人的合作、競爭與沖突，關聯(lián)著“權力”與“秩序”等根本性內容，是歷史研究中的永恒課題。2023年9月16日—17日，“文本·語境·詮釋：多元視野下的近代中國政治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大學召開。本次會議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xiàn)代史教研室承辦，來自全國各高校、科研機構的60余位學者參與其中。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xiàn)代史教研室主任張仲民主持會議開幕式，系主任黃洋教授發(fā)表開幕致辭。黃洋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名文《政治仍是史學的支柱嗎？（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為引，表達了對與會學者從多元角度深化中國近代政治史研究的期待，并衷心預祝與會學者交流愉快、會議取得圓滿成功。與會學者合影具體的學術討論分兩組進行?，F(xiàn)場討論氛圍熱烈，故本次紀要除呈現(xiàn)報告內容外亦扼要記錄部分會場的討論情形。第一組9月16日上午第一場由復旦大學章清主持。南京大學李恭忠的報告題為《吳熊光之困——鴉片戰(zhàn)爭前的“夷人長技”體驗》。自1808年澳門事件以后，清朝基于自身對英國人的認識，逐漸確立對“外夷”暫停貿易與示以兵威的應對手腕。然而這實際上將兩廣總督置于困境之中。1808年澳門事件中，吳熊光既無實力以武力驅逐 “外夷”，又無法在皇帝的遙制與催促之下，斷絕貿易并耐心等待對方補給耗盡，最終落得遣戍的下場。而1834年律勞卑事件中的盧坤、鴉片戰(zhàn)爭中的林則徐，盡管結局未必相同，但都經歷了這樣的“吳熊光之困”。這種困局不僅是清廷自身軍事實力不足所導致的，更源于大一統(tǒng)皇權主義下君臣關系的約束。皇帝本人對外認知有限，而君臣之間又缺乏良性、有效的溝通，無法形成應對危機的有效方案。故而鴉片戰(zhàn)爭的結局，實為近百年態(tài)勢演變和累積的結果。華東師范大學李林的報告題為《清季武科金榜題名考論——以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為實證案例》。清代考試掄才文武并舉，規(guī)制詳備，不過學界迄今對于武科一系研究不足。以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為實證案例，將其置于清代武科整體制度及清季政情變局之中，依據(jù)該科未刊武舉會試錄、大金榜、小金榜及殿試卷等原始檔案，兼與《起居注》《清實錄》《東華錄》及《清史稿》參互為用，不僅有助考論清季武科高層考選中諸如中額題定、覆試罰停、補應會試及殿試等關鍵制度議題，還可管見其高級功名群體的基本特征、地域分布及授職任用。此外，又可藉以拓展清代科舉研究的史料視野，并且透過具體例證，辨析其中幾類關鍵史料的層次與價值，探究可能的解讀路徑，有助達成制度、群體與文獻三層研究的融合互補。北京大學孫明的報告以《“審積”：嘉道士人對積弊運勢的認識邏輯和應對之道》為題。嘉道士人理解時弊，自有一套邏輯與觀念，其核心可概括為“審積”一詞。過去學者多把嘉道士人的議論，放在衰世與近代變局這一背景中來看，然而嘉道士人思考的最重要的原初語境，其實是“承平百六十年”。他們的憂慮是一種承平之憂，前提是時代長期承平且有可能繼續(xù)承平。他們主張“去積”與“積德”，以此對抗“積弊”，從而再造道德、再造世運。復旦大學孫青的報告題為《甲午戰(zhàn)爭清季官修傳稿的制度脈絡及其近代轉型》。她以甲午戰(zhàn)爭中陣亡將領的官修史傳稿本為研究對象，考察了這些史傳形成過程中的文書流轉經過、傳稿與公文表述結構的關系，指出官修史書和文書行政之間關系的變化，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史學的轉型。日本津田塾大學殷晴的報告題為《密探·謠言·報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清朝的信息傳播》。她首先分析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開戰(zhàn)前，中英兩國分別以何種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對方的信息；進而從亞羅號事件后的信息收集與信息處理、談判信息的傳播、天津條約締結后的信息擴散、備戰(zhàn)期間的信息收集與戰(zhàn)后的條約公開四個階段進行具體考察，發(fā)現(xiàn)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的信息處理，延續(xù)了1840年代以來的信息收集、共享和發(fā)布模式，也暴露了既有模式的缺陷。外政，尤其是涉及西洋各國的信息基本上一律被視為機密，主要以密奏—廷寄的形式流通于清廷核心決策層與負責官員這一狹小范圍之內。這種模式導致虛報與誤報難以被及時發(fā)現(xiàn)，其結果就是不實信息一直在封閉的回路中不斷循環(huán)、積累。包括不實傳聞在內的零散信息通過非正式渠道在政界傳播，成為政策討論的素材。清政府中一直存在的主戰(zhàn)論，除了來自華夷意識的影響，也有因信息不足而導致的對聯(lián)軍實力的無知。清廷不以明發(fā)上諭的形式公布對外政策、不在邸報上刊登有關西洋事務的奏折，無異于抹殺了西方人在中國的存在。不過，也是以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為契機，清末官員正式建立起了通過翻譯外報收集信息的習慣。湖南師范大學吳仰湘的報告題為《康有為“孔子改制”說系年考略》。通過重新排比康有為“孔子改制”說的相關文本，可以發(fā)現(xiàn)康氏“孔子改制”說前后迥異，從《教學通義》到《孔子改制考》有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康氏“孔子改制”說是層累而成的?？涤袨樵凇督虒W通義》《民功篇》中多次言及“孔子作《春秋》以改制”，實為西漢以來公羊學者相承之說，與清代常州公羊學派關系十分密切?？涤袨閺?889年以來尤其南返途中，思想大變，由推崇周公、模效朱子轉而獨尊孔子，蓄意發(fā)明“孔子之大道”。從康有為答朱一新書信以及梁啟超《新學偽經考敘》等文獻中，可見康氏不斷發(fā)展出“上古茫昧無稽”“諸子改制創(chuàng)教”“孔子作六經以改制”以及孔子紀年、大同三世等“公羊家新說”（張之洞語），與廖平《知圣篇》稿本的主要觀點有同有異，異多于同，而所異之處均屬康氏創(chuàng)發(fā)。據(jù)此，所謂“《改制考》祖述《知圣篇》而多失其宗旨”的真相可以大白，延宕百年的廖、康“學術公案”也有望徹底終結。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中國對英國軍事實力的認識方式、鴉片戰(zhàn)爭的實際影響與歷史地位、武科舉的社會功能與地域性、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的信息非對稱性等問題展開了討論。9月16日下午第二場由復旦大學姜鳴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李細珠的報告題為《牡丹社事件之后清政府的反思與調整理臺政策》。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臺的牡丹社事件，加劇了中國東南海疆的邊疆危機。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內部發(fā)起一場海防大討論，參與討論的大臣們尤其是東南沿海各省督撫深刻體認了日本與西方列強的侵略本性及東南海疆危機的嚴重性，在明確宣示臺灣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屬于中國領土與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同時，進一步強化了臺灣作為東南海疆戰(zhàn)略要地的認識。牡丹社事件之后清政府調整理臺政策的重點是：改福建軍政大員輪值巡臺為福建巡撫巡臺，調整行政建置與臺灣建省，改革班兵與海防近代化，廢除封禁政策與開山撫“番”。這些政策調整，有助于進一步加快對臺灣治理與開發(fā)的進程。南開大學崔岷的報告題為《何以拯救中國：晚清官紳的團練自強主張（1871-1898）》。他認為該時期密集提出的團練自強方案直接促成了清廷繼咸同之后二度在全國范圍內倡辦團練，并因其“為海宇策富強”的目標而意味著辦理團練已從臨時性地方防御策略上升為旨在實現(xiàn)國家強盛的重要戰(zhàn)略。盡管團練以中國“舊政”的形象出現(xiàn)于晚清的自強話語體系中，然其得以在“變法”和“維新”聲浪中發(fā)出足夠響亮的聲音，表明隨著列強對華侵略的日益加深，一些官紳試圖從傳統(tǒng)制度中尋找迅速增強國力的辦法。同時，在朝野紛紛疾呼“變法自強”的時代洪流中，被寄予厚望的“舊政”也不得不需要革新。固然其具體方案不乏紙上談兵的色彩，當時亦存在反對辦團之聲，團練自強主張仍在晚清自強話語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謂體察近代國人如何尋求富強之道以及在此過程中如何認識與處理中西和新舊關系的一個重要窗口。上海大學侯慶斌以《“福祿諾節(jié)略”疑案考論》為題報告。1884年5月天津談判之后福祿諾交給李鴻章一紙節(jié)略，要求清軍限期撤出北圻，意在解決《中法簡明條約》的未盡事項。事后法軍接防遇阻，導致戰(zhàn)端重啟。中法雙方爭論的焦點是李、福二人是否就節(jié)略中的限期撤兵條款達成一致。侯慶斌認為，節(jié)略具有最后通牒性質，李鴻章受到各方壓力，沒有明確同意，也沒有上報中樞。隨后李鴻章宣稱福祿諾涂抹撤兵條款，將中法失和的責任歸咎于法方，試圖挽回和局，但于事無補。中法兩國的分歧根植于對國際法的理解和對戰(zhàn)爭走向的研判?！案５撝Z節(jié)略”及其引發(fā)的爭端加速了中法沖突的到來，構成理解天津談判后中法“可和之機”變?yōu)椤氨貞?zhàn)之局”的關鍵。上海大學鄭彬彬的報告題目為《英駐華領事阿禮國情報工作的知識史溯源（1844-1849）》。他指出阿禮國（Alcock）的情報工作具有遠超同期駐華使館領事的洞察力。這種洞察力來源于他獨具特色的情報工作方法：一者為實證性研究方法，這與他早年的外科訓練有關，另一者則為領事館翻譯官的漢學能力，這幫助他獲得了更多的中方資料。阿禮國以這兩種能力克服了《貿易報表》統(tǒng)計缺陷，逐步形成了有助于英國對華擴張的“阿禮國準則”，對英國在中國和遠東的擴張產生深遠影響。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英法文原始史料的開掘、政治理念與決策間的差異、報刊政治立場對報道的影響、歷史事件與前后歷史的貫通等問題進行了討論。9月16日下午第三場由復旦大學唐啟華主持。臺灣慈濟大學八百谷晃義的報告題為《戊戌、己亥年間官紳輿論中的張之洞——以〈勸學篇〉為中心的討論》。報告以《勸學篇》為中心，利用報刊、日記等史料，探討戊戌政變前后圍繞《勸學篇》產生的輿論動向。他認為，光緒二十四年六、七月的官紳輿論環(huán)境，確有可能讓張之洞成為新政領袖，而戊戌政變的發(fā)生抹殺了這一可能性。在政變后的政治與輿論環(huán)境中，各派人士都為《勸學篇》賦予了不一樣的意義，顯示出其不同的政治需求。以此時的輿論狀況與宣統(tǒng)元年張之洞去世時的狀況相較，輿論分歧顯然不大，這說明在維持舊有的倫理觀和統(tǒng)治框架的前提下，由政府大員漸進改革，才是大部分官紳支持的方向。中國社會科學院劉青峰以《晚清督撫洋報譯閱與“邊疆危機”應對——國圖藏張之洞檔案存見譯報研究》為題，通過研究張之洞撫晉、督粵時期檔案中所譯外文報紙，探究張之洞閱譯洋報緣起、張之洞檔案的譯報來源與信息、譯報與張之洞對“邊疆危機”的應對三方面內容。從中發(fā)現(xiàn)，督撫閱讀譯報與處理相關的政治事件，有緊密的聯(lián)動關系。張之洞閱讀譯報不僅使其獲知“邊疆危機”的相關信息，以作出決策和應對，而且對他的外交政策（如聯(lián)英、日制俄）也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今人談及清廷、督撫對“邊疆危機”的應對，統(tǒng)以昏昧無知目之，或可值得商榷。福建師范大學潘崇的報告題為《張之洞、端方關系與清末湖北新政》。新政時期張之洞、端方以總督、巡撫身份共仕湖北，初期不乏事業(yè)上的協(xié)作。隨著施政理念分歧與政務分割矛盾日漸凸顯，兩人關系裂痕不斷加大。張之洞署督兩江后仍以正任鄂督身份遙控指揮鄂事，兼署鄂督的端方在施政上亦常向張之洞請示匯報，但更有按一己思路自行其政的一面，端方心中亦有正任鄂督之念，終致兩人關系走向破裂。張之洞、端方始善終惡的關系演變，與督撫同城體制下總督、巡撫權責分界不清以及總督與巡撫間的“競爭性合作”直接相關，對清末湖北新政產生深刻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薛軼群以《1898年前后日本參謀本部游說張之洞工作再探——以陸軍“中國通”武官神尾光臣的活動為中心》為題報告。文章重點考察了神尾光臣在戊戌變法前后的在華游說活動。文章首先考辨了神尾的履歷及1897年清政府派員赴日觀操期間神尾與清廷高官的接觸，繼而重點考察神尾及宇都宮太郎在1897年末至1898年初對張之洞的游說活動、神尾第二次來華活動及向張之洞呈遞練兵說帖史事。薛軼群認為，張之洞“師日”并非自然轉向，而是在時勢、政局的多重因素影響下，經歷了多次變化后的選擇。此期日軍參謀本部的對華策略呈現(xiàn)出一方面削弱中俄聯(lián)盟的意圖，另一方面旨在增加日本在華影響力。中山大學李欣榮的報告題為《庚戌新軍起義善后與廣州輿論的“悼惜”風潮》。文章討論了庚戌（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的善后與輿論問題。起義被鎮(zhèn)壓后，官方與紳、商、學界圍繞事件性質與善后問題產生激烈的意見沖突。廣東當局公布革命黨人的口供和物證，力證其為叛亂行動，并解散涉事的七營全體士兵。以粵商自治會為首的多數(shù)輿論則認為這是粵省當局處置不善導致的兵變。特別是巡防營在鎮(zhèn)壓過程中軍紀敗壞，而由“良家子弟”組成的新軍雖然失敗仍不愿擾民，引發(fā)“悼惜新軍”的輿論風潮?？梢娀浭〖?、商、學界對于革命態(tài)度曖昧，更重視保護本省與自身的權益。清廷在輿論壓力下選擇懲處鎮(zhèn)壓有功的粵省官吏，后者惟有掩蓋新軍既存問題直至皇朝傾覆，顯示籌備立憲語境下民意勃發(fā)、政局不穩(wěn)，清廷卻盲目推動新軍建設的時代矛盾。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從思想史角度闡釋關鍵歷史文本的必要性、史料處理的語境化、制度與個性對歷史人物關系的影響、日本對華外交的多元性、地域認同與辛亥革命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討論。9月17日上午第四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忠文主持。暨南大學劉增合的報告題目為《晚清外銷財政管控中的部省博弈及其困局》。清末時，晚清外銷財政已經占比國家財政的三分之一，在如此大的規(guī)模下，戶部與地方存在的制約與博弈變得尤為激烈。從咸同外銷財政形成開始，隨著厘金、雜稅、雜捐等新式財源的出現(xiàn)，清廷對外省財政收支嚴加管控，“部省互戒”的格局逐漸形成；隨后劉教授指出，基于部庫財政收支失衡的現(xiàn)實，光緒朝前期，清廷開始嘗試強勢回收外銷財款，至甲午戊戌時，清廷開始采用非常規(guī)手段攫取各省外銷財源，然而，以欽派高官巡查施壓的方式，并未產生明顯的效果。因此，從晚清治亂機制看，清政府內外決策機制和權力體系均發(fā)生嚴重的病變，在部省均陷入財困背景下，雙方圍繞外銷財款的博弈，因戶部堅持以集權理念管控外省，行省被迫以反壓榨心態(tài)抵觸應對，最終演成內外相蒙、彼此失信的治理困局，這是理解辛亥清朝覆亡的關鍵一面。 復旦大學周健的報告題為《豐泰棧的生意：同光之際盛宣懷家族的漕糧包辦》。周健認為，在十九世紀漕運貢賦制度變革重構的背景下，一般史料并未較好反應當時的制度運作具體情形，而在同光之交，盛康、盛宣懷家族的往來信札，描繪的豐泰棧等商號從事糧食貿易、包辦江蘇州縣漕糧為核心業(yè)務的具體運作情形，即是很好的個案研究。豐泰棧從無錫、朱家角等米糧貿易中心采買米石，運滬交兌沙船、輪船招商局，以充代辦州縣漕糧。州縣除開倉征收部分漕糧外，將漕務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交由盛宣懷包辦。地方官與盛家大體按照商業(yè)的原則、市場的邏輯訂立并落實辦米協(xié)議，但這并非是漕務運作中官商之間的全部邏輯。由豐泰棧的例子可觀察，19世紀70年代以降，在江蘇漕糧準許折征并統(tǒng)一由上海放洋的制度框架。山東大學鄭澤民的報告題為《甲午戰(zhàn)爭期間上海交涉活動研究——以“中立”問題為中心》。甲午戰(zhàn)氛逼近之際，為避免日軍入侵，滬地官員做好了隨時封鎖吳淞口的準備，英國為維護自身經濟利益，欲效仿中法戰(zhàn)爭的“先例”，推動上海成為中立地帶，遂與日本訂立協(xié)議，使其承諾不向“上海及其通路”發(fā)動戰(zhàn)爭。由于該協(xié)議存在修辭、概念含混不明的問題，日本圍繞中方在滬應否遵守中立規(guī)則、可否存在軍事活動等諸端屢次挑釁，中、英兩方與之展開了繁復的外交博弈。隨著“上海及其通路”意涵的擴展及上海戰(zhàn)時性質的再詮釋，江南半壁終幸免于戰(zhàn)火。在此期間，清政府從未公開承認上海“局外中立”，卻認可日、英協(xié)議的有效性，據(jù)此倒逼英國敦促日本遵守承諾，是為其利用國際法知識實行“中介外交”的重要案例，并反映出近代上海每逢中外戰(zhàn)事便被推向局外的“傳統(tǒng)”。西北大學羅毅的報告題為《辛亥革命中袁世凱“以打促談”方針考察——兼論其從君憲到共和的轉向》。辛亥初期，袁世凱力主鎮(zhèn)壓革命，并把收復武漢三鎮(zhèn)看做平息革命的關鍵。起義軍攻下漢口之后，由于面臨種種實際困難，袁世凱對待革命的態(tài)度從武力鎮(zhèn)壓轉變?yōu)橐源虼僬?，得到了清廷的認可。隨后指出，袁世凱“以打促談”方針的具體內涵表現(xiàn)為集中優(yōu)勢兵力，繼續(xù)攻取漢陽和武昌，形成對南方的戰(zhàn)略優(yōu)勢，迫使革命陣營坐到談判桌前，接受君主立憲。袁世凱在革命派對他策反的情況下，仍堅持在君憲制框架內解決南北沖突，并非忠君思想使然，而是從實用主義立場出發(fā)的。袁世凱主張的君憲制，是既虛化皇權又弱化國會權力的內閣集權的君憲制。北軍奪回漢陽后，袁世凱自認為其目標已接近于實現(xiàn)。然而，革命軍很快攻占了南京，致使北方的戰(zhàn)略優(yōu)勢不復存在，南北之間出現(xiàn)戰(zhàn)略均勢。實力背景的轉換，讓袁世凱不得不放棄君憲，贊成共和，由此定下了南北議和的基調。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國家財政收支管理體制的變化、基層經濟史料的爬梳、關鍵歷史概念的辨析、人物研究的方法等問題進行了討論。9月17日上午第五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李細珠主持。北京大學尚小明的報告題為《翁同龢、張蔭桓與戊戌康有為之進用》，由韓策代為宣讀。以往研究中，不論是翁同龢薦康說，還是張蔭桓薦康說，都失之偏頗。事實上，丁酉冬至戊戌春，翁同龢出于變法考慮，曾向朝廷舉薦康有為，并引起急于變法的光緒帝重視，反復令總署進呈康有為所上條陳及所著書籍，從而為后來康之進用做好了鋪墊。在此過程中，與康關系密切的張蔭桓也起了支持作用，但不是主角。隨著戊戌春翁因不滿康所著《孔子改制考》而與康疏遠，光緒帝亦因翁不愿繼續(xù)呈遞康書及反對外交禮儀改革等與翁產生隔閡，于是重視西學、熟諳外務的張蔭桓逐漸成為光緒帝推行變法最為倚重的大臣?！鞍偃站S新”開始后，由于翁被開缺，康的主要支持者已不是翁而是張。相比較而言，張對康的支持比翁對康的支持更隱秘一些，故康、梁后來敘述戊戌變法，更多及翁而絕少及張。復旦大學戴海斌的報告題為《張佩綸辛丑議約期間復出史實補論》。在重讀《澗于集·書牘卷》并結合新出史料的基礎上，戴海斌更為深入地考察了此時期張佩綸的行跡。首先是李鴻章北上前后張佩綸的政治動向，其次討論傳旨內召張佩綸之原因，兼及張與諸樞臣的關系；再次是張佩綸奉召后的反應；最后是張佩綸在京議和期間的行止。這一討論有助于厘清張佩綸個人生平以及辛丑議約的若干問題，同時能夠加深對庚辛之際歷史變化的理解。北京大學韓策以《甲午戰(zhàn)后恭親王與翁同龢地位再析：李鴻章家書的新解讀》為題報告。隨著光緒二十三年（1897）李鴻章致張佩綸、李經璹夫婦的一封家書的披露，多位學者近來均引用該信，說明恭親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兩宮（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專依翁同龢意見辦事，對翁同龢“惟命是從，拱默而已”，似乎翁同龢真能“一掌遮天”。問題的關鍵在于，信中旁注“專講小過節(jié)，不問大事，兩宮惟命是從，拱默而已”一句，說的是恭親王還是翁同龢。韓策認為，從影印件所見的旁注原文的位置，李鴻章的書寫習慣，“兩宮惟命是從，拱默而已”和翁同龢“依違其間”的文義，當時高層的實際情況，以及李鴻章此信是在說總理衙門的情形等角度綜合分析，此句說的更有可能是恭親王，可以解讀出兩宮對恭王惟命是從，拱默而已的意思。據(jù)此，韓策重新審視了甲午戰(zhàn)后恭親王、翁同龢的地位及其變化。最后強調，面對過去的歷史和未知的世界，需要研究者更加虛心地傾聽不同的聲音，不時反思心中的執(zhí)念。左為光緒二十三年李鴻章致張佩綸、李經璹函，小字旁注，從“樂道（恭親王）”之“道”字旁邊寫起。右為此前李鴻章致張佩綸信，內云：“省三有不望而卻步耶？”小字旁注解釋省三（劉銘傳），從“三”字旁邊寫起。據(jù)此書寫習慣，則小字旁注更可能指恭親王。評議人戴海斌認為韓策結合書信原文的書寫格式，重新解讀旁注與正文的關系，很好地體現(xiàn)了“歷史學者的技藝”，示人啟發(fā)；對甲午戰(zhàn)后翁同龢地位變化的分析也有道理。同時，針對韓策主張的旁注“專講小過節(jié)，不問大事，兩宮惟命是從，拱默而已”一句，是在解釋恭親王，戴海斌也提出進一步的商榷，即問題在于，誰對誰惟命是從。“拱默”一詞，可以指帝王垂拱而治，但亦有表示消極、不作為的用例，并不專指上位者。韓策認為是兩宮對恭親王惟命是從，但從相反的角度，也可以進行解釋，即恭親王對兩宮惟命是從。而且，從李鴻章書寫邏輯來看，如果此旁注意為兩宮對恭親王惟命是從，語氣轉折似乎過于突兀，因正文尚在批評恭親王浮光掠影；再則，李鴻章在當時書信中，批評中樞大僚的犀利言辭所在多有，但對“兩宮”出言褒貶卻極少見。戴海斌還舉了《翁同龢日記》中關于“上”“土木、宦官”等相關記載，提示學者要更細致地解讀史料，盡量警惕“倒放電影”式的后見之明。評議人李文杰也贊同韓策主張的旁注“專講小過節(jié)，不問大事，兩宮惟命是從，拱默而已”，是在解釋恭親王。但他表示，戴海斌的解釋有助于更好理解書信原文的含義。其次，他認為，書信、日記中的抽象性評價，往往有針對當時形勢的具體所指?！皩Ｖv小過節(jié)，不問大事”一句，是在評論恭親王，但用在翁同龢的身上，問題似乎也不大。因李鴻章寫作此信前一個月，外國公使在覲見光緒帝時產生禮節(jié)問題。翁同龢和恭親王對此事十分在乎，拖延了一個月仍未解決，直至李鴻章寫信前三天，與李就此事仍未達成一致。信中“專講小過節(jié)”之語，很可能是就此而言。最后，李文杰對翁同龢的地位和作用也做了討論。他表示，歷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通過有限的資料不斷拓展認知邊界，開放式的結論也許比定論更加迷人。9月17日下午第六場由陜西師范大學張華騰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忠文的報告題為《再論疑案：吳士鑒密信所見光緒、慈禧病逝之內情》。近代以來一直有光緒帝系被慈禧太后“毒害”而死的說法，世人為此爭議不斷。從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所藏清末南書房翰林吳士鑒致邵章的一封密信看，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后，兩宮病情同時加重，清廷中樞對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身后諸事已有所準備；兩宮臨終前彼此關心，關系并無不洽，由溥儀入繼大統(tǒng)、攝政王監(jiān)國也是他們母子的既定決策，所謂慈禧“謀害”光緒帝的說法缺乏事實根據(jù)。研究晚清宮廷政治應從各類原始文獻的綜合研判中得出符合情理的結論，以野史稗聞作為主要證據(jù)是不妥當?shù)摹Ｉ虾４髮W王敏的報告題為《晚清官員如何應對媒體揭露個人隱私——以“〈蘇報〉誹謗鄭觀應”為個案》。梳理《蘇報》誹謗事件的緣起、鄭觀應與《蘇報》的交涉及《蘇報》反應、鄭觀應尋求司法途徑挽回聲譽的努力三部分內容，可以發(fā)現(xiàn)，鄭觀應對于《蘇報》誹謗的態(tài)度與應對之策，既有出于中國傳統(tǒng)觀念和清政府官員身份的自然的或者說是本能反應，也有根據(jù)上海這樣的口岸城市報業(yè)發(fā)展的實際情況采取的主動應對之策。鄭觀應對報紙輿論的態(tài)度和應對辦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背景之下，那些最先接觸報紙這一新事物的中國人對其輿論功能的認知特點和應對之道。西北大學趙虎的報告題為《丁未年再議新內閣與清末中樞體制轉型》。清代中樞體制在丁未年（1907年）出現(xiàn)結構性變化，其變化過程一波三折。丙午改制后，軍機處、會議政務處與考察政治館共同構成中樞體制，偏離改制設計的安排，出現(xiàn)疊床架屋的混亂狀況。丁未政潮中，袁世凱與岑春煊聯(lián)手，共同提出組建責任內閣的主張，導致清政府調整中樞體制，重新回到丙午改制設計的制度安排。丁未皖案發(fā)生后，袁世凱以退為進，促使清廷在中樞體制中比照立憲政體建立起樞臣與部臣共同參與的“中央合議”制度。但清末中樞體制轉型看似離責任內閣只有一步之遙，實則咫尺天涯。華東師范大學李文杰以《文書行政與清末民初的制度變局——從國務院到政事堂》為題報告。從1911年到1915年，中國的國體、政體都發(fā)生了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之間的關系屢經波折與調整，中央政府的政務文書及由此形成的決策模式，都隨之發(fā)生重大改變。清帝遜位前三個月，政務文書及決策權操之于內閣總理大臣之手。民初政務文書向平等、簡化方向演進。先落實總統(tǒng)制，后有國務總理以副署制衡大總統(tǒng)，然效果不佳，文書副署權最終淪為具文。在1914年5月之后的政事堂體制下，大總統(tǒng)獨享部分文書名號，國務卿僅充當參議國務、傳宣命令的角色。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新史料的發(fā)掘與解讀、現(xiàn)代科技與歷史研究的關系、報刊輿論與政治人物的互動、史事的長時段考察等問題進行了討論。第二組9月16日上午第一場由北京大學王奇生主持。北京大學楊琥的報告題為《愛恨之間：民國時期國民黨關于五四運動的評價與詮釋》。他細致梳理了民國時期國民黨關于五四運動評價與詮釋，認為國民黨人對五四運動的闡釋，始終未能建立一套獨立的、自成體系的話語；其內部關于五四運動的認識和評價，也不完全一致。表面上看，這似乎微不足道，但實際上，這也是國民黨在思想輿論領域失敗的原因之一。華東師范大學瞿駿的報告題為《革命的親歷與聽聞：以大革命時期的胡適、陳瀚笙為例》。他認為，1895-1928年前后的中國“轉型時代”既產生了許多新的聯(lián)系，也造成了許多新的斷裂。在此聯(lián)系和斷裂并行的歷史過程中，執(zhí)著于依賴新的聯(lián)系還是堅持于彌合新的斷裂決定了人們與國家、世界連接方式的差異，也決定了一個人是“親歷革命”還是“聽聞革命”的分野。這些差異和分野與中國走向現(xiàn)代進程中的基本問題——“看世界”問題緊密相關，進而也成為了研究者觀察大革命時期胡適、陳瀚笙這樣的重要人物的重要角度。四川大學周月峰以《主義與政治之間的“問題”——五四前后胡適的思想傾向》為題報告。既往有關“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研究，多聚焦“主義”而比較忽視“問題”。胡適在論爭中的言論常被其及后之研究者置于反對“主義”或“談政治”的兩種思想譜系之中。然而，胡適事后的相關敘述帶有為思想一致性而“建構”的成分。實際上，胡適“問題與主義”的言說并非全是為了反對主義，另有捍衛(wèi)“問題”議題的一面；且胡適所側重的“研究問題”主要亦非他后來回憶中一再凸顯的“政治問題”，更多是他在《新青年》中曾持續(xù)參與討論的思想、文化、社會問題。他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言論所引起的爭議除李大釗等人側重主義外，張東蓀、張季鸞等人亦從“談什么問題”一面予以回應。實際上，在論爭中，談不談問題，談什么問題以及是否談政治問題等思慮，均與他們各自不同的社會改革方案相關，呈現(xiàn)出五四思想界多元的改造路徑。上海社會科學院徐佳貴的報告題為《法團與民治——1922年八團體國是會議新探》。八團體國是會議是民國前期唯一一次由社會團體主導，組織多省區(qū)、多業(yè)界共同參加的全國政治會議，同時意味著社會團體有意以其聯(lián)合形態(tài)取代國會的某些職能。會議緣起涉及直皖戰(zhàn)爭后的朝野互動格局變化，及東南地域與團體在國中的特殊地位。會議過程以省級教育界與大埠商界法團為中心，謀求聯(lián)合各方，代表“國民”會商國是。但此次跨區(qū)疊加跨界的聯(lián)合廣度空前的實踐，致使法團暴露出組織能力的限度。晚清以來各地“民”之精英的聯(lián)合，在五四之后達到巔峰水平，但此種標榜國民“自動”“自決”的聯(lián)合最終讓位于新型革命政黨領導下的團體聯(lián)合。華東師范大學裘陳江的報告題為《梁啟超為松坡圖書館征書的佚文與史事新探》。通過《松坡圖書館請撥書籍》呈文、《松坡圖書館之征書》通告和致徐乃昌書信這三則新見的梁啟超佚文，鉤沉出梁啟超籌辦松坡圖書館，尤其是為該館征求典籍的史事。從中可見，梁氏雖然在民初從政失利，但在晚年仍利用其在政壇的舊有資源，上書極峰并協(xié)調地方以調撥圖書；同時又利用其廣泛的交際圈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向各界名流征書。其與徐乃昌的往還個案雖然也可看出二人因政見不合導致的貌合神離，但仍頗具風雅。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樓望杰的報告題為《拍賣會出現(xiàn)的史料與近代史研究》。他從自身經驗出發(fā)，分享了拍賣公司日常工作的具體流程，其中主要有征集、釋文并拍照、篩選拍品、編輯印制圖錄、巡展預展、拍賣并結算及后續(xù)事宜、舉辦研討會等七部分內容。樓望杰表示，親自上手處理原始文獻、多接觸實物和影印手跡，識別前人手書文獻，對解決歷史問題、貼近歷史語境當有較大幫助。他衷心希望學者在教學中能多應用包括拍賣會出現(xiàn)的史料在內的原始文獻，去感受和熟悉前人的書法、語言、習慣、思想，形成獨立思考。拍賣公司的工作人員也樂意為學界提供方便，期待拍賣公司與學界形成良性的互動。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史實梳理與意義闡發(fā)、手稿識讀、原始史料與出版史料的差別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主持人王奇生認為會議論文各有側重，各有新見，但由于目前學者研究都十分專門，想要引起一些共同的討論，并不容易。學界需要警惕這種過度的“專門化”傾向。9月16日下午第二場由暨南大學劉增合主持。廣東社會科學院李振武以《宣統(tǒng)三年（1911） 江蘇諮議局辭職案的是是非非》為題報告，詳細剖析了宣統(tǒng)三年（1911年）江蘇咨議局辭職案中的若干問題。當年四月，因兩江總督張人駿拒絕公布施行諮議局議決的寧屬地方歲出預算案，江蘇諮議局議長、副議長及常駐議員協(xié)議公決全體辭職，以示抗議。隨即，江蘇各地的絕大多數(shù)非常駐議員也紛紛辭職表示支持，引起輿論嘩然。通過清理關于預算案的不同說辭、辭職風潮時相關方的膠著狀態(tài)、各方勢力對這一事件的介入、社會輿論之反響、辭職案僵局的最終化解等問題，有助于再思咨議局與督撫之間產生紛爭的原因。上海社會科學院徐濤以《上海切入“二次革命”研究的幾種可能》為題報告。他認為，“二次革命”長期被視作一塊耕耘已久的熟地，學人普遍認為難以再有研究突破，但若是換一種切入角度，跳脫政治軍事史慣常的敘事框架，將全球視野與在地反應同時納到考察范圍內，則“二次革命”研究仍有涌現(xiàn)學術新見之可能。以上海為例，“二次革命”上海戰(zhàn)事打響后，上海外國二租界的政治態(tài)度、政策就未完全理清；戰(zhàn)事期間的“閘北問題”亦尚待深入挖掘與闡釋，此外還有諸多史實重建工作迄今未完成。“二次革命”的力量中心在上海、革命起事選在揚子江畔、上海戰(zhàn)事具有全局性意義，從此來看，上海在“二次革命”中占據(jù)著重要地位，目前卻被嚴重低估。以上海為角度切入考察“二次革命”，在史實與闡釋層面，都能有所突破。中國政法大學高翔宇的報告題為《改進團與二次革命前后的湖北政局》。1913年3月至7月間，湖北革命黨人發(fā)起改進團組織，提出“倒黎反袁”的政治口號。改進團風潮的初興，實與湖北裁軍引起的退伍風波直接相關，以季雨霖統(tǒng)轄的鄂軍第八師為主力，聯(lián)絡退伍軍人及會黨為助。改進團斗爭的復起，既是湖北地區(qū)醞釀二次革命的先聲，也有力聲援了江西李烈鈞的討袁行動。黎元洪借助北洋軍南下駐鄂，對改進團先后兩次運動均進行了不遺余力的鎮(zhèn)壓。透過改進團頓挫起伏的背后，既可厘清黎元洪、季雨霖、黃興等各方派系的離合關系，又可理解此間湖北革命黨人力量的整合、黎元洪與袁世凱軍事合作的形成，從而揭示出二次革命前后湖北政局中明爭與暗潮并存的多重面相。武漢大學左松濤的報告題為《民初孫中山與佛教交涉史事發(fā)微》。學界對于孫中山與佛教關系的研究，尚嫌不足。民初佛教會社之組織及其與政界的互動，真相撲朔迷離，信史有待建立。翠亨孫中山藏檔中的三則佛教史料，作者之謎長期存在。據(jù)考證，民國浙江名僧摩塵是給孫中山呈文的作者。這一上書是佛教復興的縮影。循此線索研究，可重建李翊灼等成立的佛教會、謝無量等組織的佛教大同會與敬安等領銜的中華佛教總會這些佛教社團諸多鮮為人知的史實，厘清對孫中山及南京臨時政府處理佛教事務的誤解。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史料解讀和細化研究，城市空間和城市史之間的重要性，個案中尋找特殊性，政治史中的宗教視野等問題進行了討論。9月16日下午第三場由復旦大學金光耀主持。華中師范大學付海晏的報告題為《1930年代廈門日僧建寺交涉研究》，聚焦于1930年代廈門日僧的建寺交涉。1934年11月，東本愿寺僧人神田惠云準備在廈門白鹿洞山下達觀園建立寺院并申請減免契稅，由此引發(fā)了長達三年之久的交涉。達觀園建寺交涉是廈門近代以來飽受日本宗教侵略歷史的縮影，它不是單純的東本愿寺建造新寺問題，而是牽涉到日本對廈門歷史與現(xiàn)實的宗教侵略及國土淪喪問題，因此遭到廈門民眾的強烈反對以及官方的抵制。梳理建寺交涉的全過程，可以發(fā)現(xiàn)，東本愿寺建寺交涉，交織了政治與外交、宗教與“籍民”以及社會輿論等多重復雜面向，它既是現(xiàn)實的交涉，更是長期以來日本對廈門侵略以及滲透的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在全以《1949年中共中央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再研究》為題報告，從指示出臺背景、中共對國民黨法律體系長期的整體的立場、廢除之后的反應與實情三方面切入，重探1949年中共中央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問題。指示的出臺，與1949年初中共中央對國共和談前提條件中的廢除“偽憲法”“偽法統(tǒng)”有關，也與這時新解放區(qū)迅速擴大、大規(guī)模接管政權、司法隊伍擴大、思想不統(tǒng)一有關。從中共革命歷程來看，由于國共兩度合作、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原因，中共對國民黨法律系統(tǒng)態(tài)度較為復雜，但整體上持否定立場，這與中共秉承馬列主義國家觀、政權觀、法律觀密切關聯(lián)。廢除“六法全書”之后，黨內外很多人士都意識到“無法可司”之問題，在實際工作中，“六法全書”依然保持很大影響。在后來多次思想批判和組織清理中，“六法全書”成為禁忌。中國人民大學王建偉以《反主為客——1928年國民黨政權接收之際北平社會素描》為題報告，主要關注舊都社會的人群，在面對新政權時形形色色的反應。其認為在政權鼎革之際，北京延續(xù)數(shù)百年的國都身份被剝離，在政治、經濟、文化、大眾心理等諸多層面產生或顯或隱的影響。面對此次變局，舊都各類人群有觀望，有淡然處之，更有投機奔走。國民黨新政權原本致力于實現(xiàn)北京的“革命化”，然而不久之后卻演變成革命的“北京化”，彰顯出這場“統(tǒng)一”的限度以及北京城強大的歷史慣性與同化能力。山東大學徐進的報告題目為《何應欽北上過程中的中日博弈》。1935年10月，日本策動華北自治運動引弦待發(fā)，為應付危局，蔣介石派遣何應欽北上。這一事件涉及中、日、地方實力派多方博弈與聯(lián)動，情勢至為復雜微妙。蔣介石以廣田三原則談判為幌子，力促何北上造成既定事實。日方識破此計，以終止外交交涉為要挾。由于中日外交史上長期以來的信任難題，雙方對于書面文本的處理謹小慎微，這一獨特現(xiàn)象折射出猜疑心理對外交行動的影響。這一事件呈現(xiàn)的中日交涉的復雜面向，啟示研究者不僅要關注外交文本的內容，更要注意其形式本身所蘊含的歷史信息，以及史料的生成語境。上海社會科學院沈潔以《為信仰確立“標準”——訓政時期的反迷信法令及其行動邏輯》為題報告，重點分析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的反迷信法令及其行動邏輯。1930年代前后，由國民政府內政部發(fā)起，全國各省、市、縣開展了一次廣泛的風俗調查與陋俗改良，為訓政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民政府將什么定義為“迷信”及其稱引的理由，澄清風俗如何與訓政、與現(xiàn)代政府的自我建構確立起聯(lián)結關系，無疑是值得討論的問題。由此切入，理解政治目標與社會環(huán)境的復雜互動及其邏輯，有助于進一步了解現(xiàn)代政治的確立過程，以及作為權力象征符號的“破除迷信運動”如何在建構自身的行動中完成對“權力”的注解。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文章的問題意識、宗教與政治的糾葛、城市史和政治史之間的關系、歷史背景的敘述、民間信仰的處理等問題進行了討論。9月17日上午第四場由浙江大學陳紅民主持。復旦大學唐啟華的報告題為《“后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外交史研究》。他認為，“后全球化”時代，中國外交史必然將會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外交史學界可貼近自身國情與歷史經驗，參照歐美外交史學界自19世紀中期以來，從外交史到國際關系史、跨國史、全球史的發(fā)展經驗及其優(yōu)缺點，凝聚未來的努力方向與研究課題。首先，傳統(tǒng)外交史主題仍然有其重要性，近代中國外交的實證研究尚有許多空白荒蕪的課題，有待進一步的努力。其次，從東亞本位的角度，超越西方中心觀，重新詮釋近代東亞的國際關系。再次，思考近代中國與世界融合過程的研究，朝向“中國與世界史”發(fā)展。最后，加強外交史與相關學科的對話與融合，朝向“近代中國國際關系的理論、法律與歷史”努力，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相應的軟實力。陜西師范大學張華騰的報告題為《袁世凱執(zhí)政理路及其成效研究——以1912-1915年任職大總統(tǒng)為限》。袁世凱此期的執(zhí)政理路具體表現(xiàn)為：首先，執(zhí)政采取漸進主義路線；其次，行政采取集權主義；第三，對外持開放主義或世界主義；第四，經濟上采實業(yè)主義或發(fā)展工商主義。以此理路執(zhí)政，袁世凱及其北京政府在民族國家建構、國家主權維護、國家系列制度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雖然這些成效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但為國家的發(fā)展和進步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內蒙古師范大學張建軍的報告題為《諮議差遣候差：民國北京政府陸軍部額外軍官的人事問題》。民國北京政府時期，陸軍部軍衡司負責陸軍軍官軍佐的人事問題。部內諮議差遣及候差人等的設置，本為中央政府對于閑散軍人的臨時安置，領有微薄薪金，如有缺出，即當擇優(yōu)遞補。這些人卻成為北洋陸軍界相當大的一個人事難題。梳理民初陸軍部對于閑散軍人的拒迎與考核、陸軍部對于差遣人員的應對、閑散軍官的索薪活動及其末路等內容，可以基本澄清這一問題的面貌，同時提示，北京政府的施政活動，應該放在政府運轉體系中考察。復旦大學張仲民的報告題為《“七十老翁何所求”：洪憲帝制中的繆荃孫》?？娷鯇O在民初以遺老學者知名于世。袁世凱發(fā)起帝制運動后，他曾響應與配合，引發(fā)了很多爭議，但有關本事的記載卻語焉不詳，甚或充滿史實錯誤。通過援用直接或間接的各種材料，考辨真?zhèn)?，可以揭示繆荃孫在洪憲帝制中的實際作為及其造成的反響，進而再現(xiàn)這段幾乎被人遺忘的學人舊事。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外交與內政的關系、近代以來國際關系發(fā)展的趨勢、政治人物的歷史地位、民初政治文化的塑造等問題進行了討論。9月17日上午第五場由復旦大學陳雁主持。四川大學陳默的報告題為《抗戰(zhàn)時期國共雙方的戰(zhàn)地軍政關系芻議》。所謂戰(zhàn)地軍政關系，專指交戰(zhàn)地域駐軍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不包括國、共中央一級的軍政關系。抗日戰(zhàn)爭的正面戰(zhàn)場上，各戰(zhàn)區(qū)、集團軍、軍（師）與所在的省、行政督察區(qū)縣幾級政府時刻進行著互動；同一時期敵后戰(zhàn)場上，八路軍、新四軍、地方武裝和根據(jù)地抗日民主政權的行政機關也保持著緊密的聯(lián)系。這樣的互動和聯(lián)系，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容，非常有助于學界進一步理解抗戰(zhàn)時期的軍隊、政府與它們之間的關系。由此出發(fā)，軍權在戰(zhàn)地權力格局中的地位、軍事將領與地方政務、交戰(zhàn)區(qū)域軍政之間的矛盾、兩黨各自協(xié)調軍政關系的努力等問題都值得再作思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蘇圣雄的報告題為《友情、猜忌與權力：蔣經國與王叔銘的關系》。在掌握蔣經國與王叔銘的日記的基礎上，蘇圣雄輔以其他史料，以蔣、王的交往為核心，考察其遷臺前期（1949-1965）軍方高層的異動經過，分析蔣經國于其中的角色。他首先探討蔣、王如何于國共內戰(zhàn)患難中深交；其次探討蔣、王于臺灣如何互相幫助，鞏固并提升權力；再次探討雙方事業(yè)的轉折，關系何以破裂，私人與結構性因素為何；最后探討兩人分道揚鑣后各自的發(fā)展。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蔣經國在臺軍事權力的建立過程。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概念史中概念的使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黨、政、軍關系，日記史料的使用等問題進行了討論。9月17日下午第六場由上海大學廖大偉主持。北京大學張永的報告題為《精英缺位與庶民翻身——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共農民干部的成長》。張永認為，近代中國的困境是：上層精英有文化但沒有勇氣，下層農民有勇氣卻沒有文化?？谷諔?zhàn)爭對中國階級結構造成了巨大沖擊，國民黨與傳統(tǒng)精英階級因難以適應殘酷戰(zhàn)爭走向了衰落。在共產黨的領導組織之下，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民眾在華北抗日根據(jù)地階級力量逐漸上升，這種階級力量的上升集中體現(xiàn)在一批農民干部的成長。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和幫助之下，為了擔負更大的責任，填補精英缺位留下的上升空間，努力提升自己的知識水平，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這可以說是一場規(guī)模宏大的翻身運動，也意味著下層民眾階級力量的崛起。傳統(tǒng)階級結構被徹底顛覆，中國完成了激烈的社會革命。上海大學楊雄威的報告以《早期中共革命中的策略意識》為題?！安呗浴笔枪磐駚碚紊铑I域常見現(xiàn)象，因其常見于文獻，故通常不需索解。但在北洋政治史特別是中共黨史語境下“策略”二字有特定的歷史含義。早期中共受共產國際影響，好以“策略”為言，并相應形成較明確的策略意識，在早期革命的組織與動員活動中都有較為有效的策略運用案例。大革命時期中共最關鍵的革命策略是建立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在國共合作框架下，中共通過“剝筍”之策清除國民黨內的不堅定分子，從而引發(fā)對方的疑懼和反彈。策略和主義二者間的輕重對于國共兩黨而言都是值得反省的問題。但“三大法寶”之說從歷史親歷者角度肯定了“策略”在中共走向革命成功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杭州師范大學王才友的報告題為《邊緣革命：中共東陽黨組織的嵌入與限界（1923-1928）》。既有邊緣革命的研究多強調從地方社會經濟環(huán)境與歷史脈絡中，探尋革命的發(fā)生機制。這一研究進路有較大合理性，但忽略了“組織”的重要性。浙江東陽革命的案例表明，有別于中心革命區(qū)組織嵌入特征的時段差異，邊緣革命的組織嵌入在大革命和蘇維埃革命時期呈現(xiàn)出連續(xù)性的特點。而這一連續(xù)性是中共地方精英根據(jù)地方要素，因地制宜地選擇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發(fā)展策略的結果，這為理解中共邊緣革命的演進提供了微觀視角。然而，正如中心革命重點依賴組織領導和武裝斗爭，尚未充分認識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要性，邊緣革命則過分執(zhí)念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其功效必然有限。這也說明，“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能單獨運用，黨的領導和組織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實現(xiàn)對中國革命領導的根本保證，離開了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統(tǒng)一戰(zhàn)線很可能讓地方革命陷入自流式混亂。廣東省委黨校張求會的報告以《周恩來冒險掩埋楊匏安遺體？——一個必須予以澄清的傳聞》為題。大革命失敗后，中共早期黨員楊章甫避居香港，在與同鄉(xiāng)兼友人陳君葆的長期交往中，留存下一些有關中共早期歷史的書面材料和口述材料，其中就包括周恩來冒險掩埋楊匏安遺體的傳聞。分析這則口述材料從傳聞到新聞的演變過程，并將之與可靠史料、已有研究成果進行對照，可以確認這一傳聞不可采信，有必要在它再一次傳播之前盡早予以澄清，以免再度混淆視聽。評議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就不同層次史料的運用、中共的政治文化、個案研究的價值、史學論文文字表述等問題進行了討論。9月17日下午的綜合討論暨閉幕式由復旦大學戴海斌主持。復旦大學金光耀回顧了復旦大學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傳統(tǒng)與學術脈絡，并強調了政治史研究之于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廣東社會科學院李振武表示，通過更深入地解讀舊材料、挖掘新材料，近代政治史研究仍然大有可為。從期刊編輯的角度，他還建議學者平衡好史實梳理與闡釋之間的關系。上海大學王敏肯定了會議主題“多元視野下的政治史”之意義，認為進行專題研究時未必要畫地為牢，需要多視角、多層面的嘗試。廣東省委黨校張求會表達了對本次會議主辦方及與會學者的感佩，認為需要更多這樣具有“清流”意味的學術會議。湖南師范大學吳仰湘強調了將史料讀懂、讀通、讀全的重要性，要將文本的語境、文本形成的歷史環(huán)境都結合起來考慮，努力把文本、語境、闡釋三要素融為整體。慈濟大學八百谷晃義分享了自己與復旦大學近代史研究的緣分，強調了學術交流的重要性，希望中日學術界的交流能夠更加密切。 日本津田塾大學殷晴提示，近代史研究的許多重要課題，日本學者都有較為出色的成果，國內學者在這方面需要加強對話，推動兩國學術成果的交流。其次，殷晴還討論了政治史研究的可能性。她認為，目前的政治史研究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討論高層政治的政局史，第二類是政治制度史，除此以外的都被納入了第三類。第一、二類的政治史研究固然重要，但更值得拓展的可能是第三類政治史研究。比如政治信息的傳播，就是需要結合社會史進行研究的課題。最后，殷晴指出，當前政治史研究的取向，與學者的性別有很大關系。男性學者的研究趣味、觀照無疑深刻影響了政治史研究的風格，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女性學者投入，書寫出不一樣的政治史。復旦大學唐啟華細致介紹了中國臺灣地區(qū)近代史研究的狀況，具體說明了其優(yōu)勢與特色，鼓勵更多的年輕力量能投入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浙江大學陳紅民介紹了浙江大學近代史學科的發(fā)展狀況，歡迎相關學者關注、留意。陜西師范大學張華騰表示，這是一次純粹的學術會議，希望未來能延續(xù)這一特色。暨南大學劉增合從自身研究經歷出發(fā)，闡述了整體史視角對歷史研究的必要性。中國社會科學院李細珠期待青年學者有更大的理論與現(xiàn)實關懷，用更加開放的心態(tài)從事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學楊琥同樣認為，青年學者需要擴大視野，有“通”的關懷。華東師范大學李文杰認為，晚清、民國不可分割，兩個方向的學者應該在資料、議題、方法上有更多交流，努力實現(xiàn)“打通”。復旦大學姜鳴建議，以后的會議可以聚焦某一些專題，進行更加細致的討論，如將政治史與社會史結合，將文本與圖像、田野結合，擴寬思路，實現(xiàn)更加多元的研究。南京大學李里峰認為，不止是晚清、民國需要貫通，民國的北洋政府時期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也需要貫通，許多問題在更長的時段內才能看清楚。他還指出，政治史研究實際有著相當廣的覆蓋面，不止于政治、外交、軍事，近現(xiàn)代中國如此，傳統(tǒng)中國亦如此。因此，政治史研究一定要跟其它領域的研究密切關聯(lián)起來。